程开甲，1918年8月出生于江苏吴江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物理学家，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，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，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，国家最高科技奖、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、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得者。2017年7月28日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，授予程开甲同志“八一勋章”。
2014年1月10日，习近平向程开甲院士颁奖。
“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中国一定会富强起来”
我最早萌生当科学家的理想是在嘉兴秀州中学。那个时候，我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。
我喜欢读伽利略、爱因斯坦、詹天佑等中外科学名人的传记，读这些书，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，也增强了责任感和爱国意识。这些科学家执着创新、不倦研究的品格影响了我，他们追求真理、热爱祖国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。从那时起，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我心里扎了根。
1937年7月，我如愿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。大学四年，在日军的炮火下，学校先后搬了7个地方，我们也一直跟着辗转流亡。但敌人的狂轰滥炸并不能让我们屈服，房子烧了，我们就搭草棚；敌机来了，我们就躲进溶洞，坚持学习试验。我们相信，今天学的知识，总有一天会用得上。
经历过浙江大学的跋涉搬迁，我心里没有了往日的惶恐惊慌，反而更加坚定了要用科学去改变国家落后挨打局面的理想。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有句话，让我至今记忆深刻。他说：“一国的强弱盛衰，并非偶然而致，现在世界是技术的世界，是科学的世界，今后应精研科学，充实国力。”此后一生，我一直是照着竺校长的话去做、去奋斗的。
为科学报国而出国深造一直是我的梦想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留在浙大物理系任助教，随着科研事业的起步，这种愿望更加强烈。1946年，经李约瑟博士推荐，我参加了在重庆组织的选派人员出国留学的考试，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，赴英留学，被安排到了爱丁堡大学。
在爱丁堡的两年，这座城市的和谐静美和国内的炮火战乱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每每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愧疚。我决心珍惜机会，刻苦学习，报效国家。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中国一定会富强起来。
“作为一个科学家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祖国最需要的”
1948年，我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玻恩教授推荐我担任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，年薪750英镑，这在当时已经很高了。
第一次领到薪水，我直接就去了商店，想给远在家乡的妻子买一件皮大衣。当我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，老板轻蔑地打量我，根本不相信被他瞧不起的黄种人会有钱买得起他的商品。他还给银行打电话查询，直到确认我是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员，他的态度才客气一点。
当时中国是弱国，我们在国外总被人瞧不起，连你发表论文也被怀疑，他们认为中国人写不出论文。有一次坐电车，听到两个英国人交谈说：“最讨厌奶油面孔的人。”当时车上只有我一个黄种人，我感到非常气愤。
程开甲院士近照
记得在中学时读过《中国必亡论》一书，当时只有很深的自卑感，没反抗，也不懂怎么样反抗。但这时，我已经是成人了，已经懂得以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祖国的强大而尽力了。
1949年的一件事情，更让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。那是4月的一个晚上，我在看电影纪录片时，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向英舰“紫石英号”开炮的报道，打得“紫石英号”狼狈逃窜。那是我第一次有“出了口恶气”的感觉，走在大街上，腰杆也挺得直直的。
“紫石英号”事件让我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也是从那天起，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。于是，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——回国。
几个英国同学听说后，纷纷来劝我，他们说中国穷、没有饭吃、中国落后等等，极力劝我留在国外。我开始和他们争论，最后我拍着桌子告诉他们：不看今天，要看今后！我感觉那是我在英国四年，作为中国人最理直气壮的一次。
几十年后，有人问我，对当初的决定怎么想？我也一直在思考，如果我不回国，可能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，但顶多是一个有着外国国籍的科学家。而今天，我很幸福，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和祖国的强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作为一个科学家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祖国最需要的。
“组织上要我去搞原子弹爆炸试验，我坚决服从”
1956年7月，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物理系教工党支部发展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党员。那一年，我已经38岁，以这个年龄入党，实在是不年轻了，而我感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1960年夏季的一天，南京大学郭影秋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递给我一张纸条，要我明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报到，具体做什么不知道。
我没有多问，第二天就动身了。几经辗转，在北京城北郊找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。吴际霖副所长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：“要你来，是搞原子弹的！”
原子弹的研制，是国家的最高机密。我知道参加这项工作，必须做到保密、奉献，包括不参加学术会议，不发表学术论文，不出国，与外界断绝联系，不随便与人交往，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，但我想，只要能为中国的原子弹搞成功尽一份力，任何困难我都必须克服。
1962年夏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制造技术已取得突破性进展，自行设计原子弹的理论方案也接近完成，但爆炸试验工作还没有启动。
当时领导跟我讲：研究所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，下一步要进行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技术准备工作也需要有专人来做。经上级领导研究，由你负责爆炸试验的研究与准备。
那时，有人劝我：“今天干这个，明天干那个，当心变成万金油，东搞西搞，搞不出什么名堂。”
我当然清楚自己的优势是在理论研究方面，试验不是我的优势。但我是组织的人，组织上决定要我去搞爆炸试验，我坚决服从。就这样，我又一次转变专业方向，转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。
“只有创新，才有突破，才有发展，才有成功”
核试验事业是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事业，也是一个尖端的事业，没有创新是不行的。
在核爆炸试验现场（左三为程开甲）
我们在原子弹研制初始阶段所遇到的困难，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。对于这样的军事绝密，当时的有核国家都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。美国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为泄露了一点机密，被电刑处死；聂荣臻元帅去苏联参观，也只能在厂房、车间外面看看；来中国的苏联顾问更是不念经的“哑巴和尚”。
那个时候，我们得不到资料，买不来所需的仪器设备，完全靠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自主创新，自己闯出一条路来。
从1963年第一次进入有着“死亡之海”之称的罗布泊，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，我参与决策和主持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、氢弹、增强型原子弹、两弹结合、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方式试验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活动。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，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、发展规律，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，研究解决了核试验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，满足了不断提高的核试验需求，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、安全论证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。
最难忘的1964年10月16日，在历经千辛万苦后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。这一声巨响，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，也让所有炎黄子孙扬眉吐气。
有统计显示，从1945年美国进行首次核试验，到1996年9月通过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》，全世界共进行了2047次核试验。其中，美国进行了1056次，苏联进行了715次，法国进行了210次，中国从1964年到1996年只进行了45次，而我国的技术同样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。有人曾问我：中国核事业发展的经验是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：开拓创新。
我从事核试验20多年，在技术上决策主持了30多次各种方式的试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很多，但都很好地解决了，诀窍就是创新。只有创新，才有突破，才有发展，才有成功。
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，走的就是这样一条理论、试验和设计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的自主创新之路。这种研制和试验两者间的有机结合，在国外的核武器发展过程中是相对薄弱的，这也是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“中国特色”。
1984年，我离开核试验基地，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。由于工作职责的变化，我的科研工作也发生了变化，展开了新一轮的开拓创新。
2018年10月16日，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4周年的日子。对54年前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功，我记忆犹新，十分欣慰自己能为国家的强大做点贡献。
在科学研究领域里，在“两弹一星”的事业中，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，党和人民却给予了我崇高的荣誉，被授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和“八一勋章”，习近平主席还亲自为我颁发了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”证书。
这些年，经常有人问我对自身价值和追求的看法。我说，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，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，这是我的信念。回国后，我自己一再转行，专业不断重新开始，但我始终愉快服从，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。
今天，虽然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到科研一线奋战了，但我还是有句话想给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说：“只有国家强盛，才有个人的幸福。”
今年，我已经整整100岁了。我寄希望于年轻的同志们接过我们老一辈人的“接力棒”，自力更生，奋发有为，为祖国国防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。
（来源：党建微网平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