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北京协和90年行医史上，曾发生过一起非常著名的“医疗事故”：错割梁启超右肾。
话说1926年初，梁启超因尿血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。协和的医生诊断，误以为他的右肾生瘤，于是便由院长亲自主刀，做手术割去右肾。但右肾取出后，发现只是有一个黑点，并非肿瘤。不但尿血依旧，连病源也未查出。
这事让平素与梁亲厚的文化名流十分火大。陈西滢、徐志摩先后撰文，对协和医院和医生进行谴责。两位文学大家的如椽之笔挥舞起来，上挂下联，左譬右喻，气势十分吓人。前些时媒体关于“缝肛门”的报道和评论，火力庶几近之。
但梁启超本人却十分通情达理，马上在报纸发表文章替协和打圆场。他说：“右肾是否一定该割，这是医学上的问题，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。……说是医生孟浪，我觉得冤枉。”“出院之后，直到今日，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，病虽然没有清楚，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。”后面这话多少有些强为之辩的意味，据说梁私下里其实也认为“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”。但他对协和确无敌对情绪。3年后，梁启超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，仍然是在协和度过的。
梁启超为何不当“医闹”？因为他对医学和医生保持着基本的信任，纯粹从技术角度看待自身遭遇的不幸。协和出现误诊，发生医疗事故，是医学发展水平的问题，医生业务水平的问题，不是由于主观故意或责任心不强而草菅人命。
“肺腑而能语，医师色如土。”确确实实，再好的医院，再优秀的大夫，都不能完全避免误诊误治。这些医疗失误，有的能够挽回，有的则葬送了患者的性命。如果不能容忍误诊误治，一发生失误即追责、索赔，医学科学和医疗事业就将无以延续。正因此，学医出身的鲁迅紧跟着写文章，把不懂医的文学家陈西滢、徐志摩好损一顿。
医疗行业与其他工商产业有很大不同。我们购买任何商品，都可以要求其保证百分之百的合格，绝无次品。但是，我们不论花多少钱，都难以购买到成功率百分之百的医疗服务。简单地以“消费者权利”比附“患者权利”，以一般商品及服务的卖方责任比附医疗服务的卖方责任，将制造出大量无解的纷争。
你去看医生，就必须对他无条件信任，相信他即使做不到“药到病除”，总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这是患者最明智也是最无奈的选择。如果患者以“王海打假”的心态去医院看病，如钟南山院士都曾遇到的那样--怀里揣着录音机和医生交流，随时复印每一份病历、检查化验单和药方准备打官司，医生就会拿出一叠又一叠标准格式的“免责声明”要求患者及家属签字，就会千方百计在出事后改病历，就会拒绝收治疑难、危重病人，就会不敢尝试新的诊疗手段。
很多时候，被误诊误治患者还真的只能和梁任公一样--认倒霉。但这里的关键是：医生别算计病人。由于医患双方地位天然不对等，如果医者一门心思算计患者，患者是防不胜防的，即使打官司也少有胜算。医者有仁心，患者有恕道，双方才冒不起烟来。
医患关系恶化到今天这地步，梁任公当年建立在对医者无条件信任基础上、纯粹从技术角度出发理解医疗失误的恕道，已很难让人接受了。一旦手术失败，患者先就寻思“我是不是哪个环节忘了给红包”或者“我是不是红包送得分量不够”。医生个人收入与处方费用挂钩的政策，毁掉了患者对医者的基本信任。进而，医患双方的互不信任正在毁掉这个行业。
目前公立医院改革面对的最大难题，其实就是怎样才能让医生不再“算计”患者，从而重建患者对医者的信任。近日，中国最著名的医生钟南山院士因为站在患者立场上批评了同行几句，在网上即受到全国各地医生众口一词的痛骂，更说明了重建信任的任务之艰巨。
一个好东西，失去了再想找回来，难矣哉！医疗行业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外人，不是医者就是患者。让我们共同去寻找。
（质控办赵志敏供稿）
